金昌日报社 主办

弘扬圣容寺历史文化遗产的新起点——2016丝绸之路与圣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后记

来源: 2018年03月07日

       2016年8月13日,“丝绸之路与圣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甘肃永昌落下帷幕。此次会议由兰州大学和永昌县委、永昌县政府主办,永昌县委统战部、兰州大学博物馆承办。研讨会期间,来自日本、美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内外近40位专家学者开展了学术研讨,全面梳理、总结番禾瑞像、圣容寺、刘萨诃以及丝绸之路佛教考古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方向,阐释圣容寺历史文化遗产的内涵和魅力。笔者有幸应邀参会,聆听了专家学者们的精彩报告。通过研习论文,结合实际工作中的点滴思考,试图介绍此次会议学术成果对圣容寺历史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展示宣传、开发利用的重要推动作用,以飨读者。


  圣容寺历史文化遗产展示宣传、开发利用的制约瓶颈


  永昌圣容寺历经1400余年,文物古迹异彩纷呈,典籍资料浩如烟海,是金昌市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也是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但是长期以来,这一地域文化瑰宝的展示宣传滞后,品牌影响力不足,开发利用不够,对文化旅游业的贡献率不高,被形象地总结为“有说头,没看头;有资源,没亮点”。


  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成果匮乏,学术界与地方部门“两张皮”。如何扭转被动局面,为圣容寺历史文化遗产展示宣传、开发利用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地方文物保护、旅游开发深度融合,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邀请各方面专家学者针对圣容寺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专题研究,举办学术研讨会,借智借脑,助力发展,无疑是破解这一难题的绝佳选择。为此,地方政府与兰州大学通力合作,促成了这一学术盛会的成功举办。


  研讨会学术成果选介


  2016年初,研讨会邀请函发出后,国内外佛教考古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积极响应,撰写了一批新的论文。研讨会共收到参会论文三十余篇,现例举《丝绸之路与圣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初稿)当中的三篇,进行初步介绍,一睹学者风采。


  学术成果例举一——《圣僧与圣像——又论刘萨诃》(作者:尚丽新)


  研究永昌圣容寺,绕不开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刘萨诃。刘萨诃是一位活动在四世纪下半叶到五世纪初的游方僧人,早年是山西吕梁一个目不识丁的稽胡族下级军吏,三十岁假死复生,觉醒顿悟,皈依佛门,随后赴江东寻觅礼拜阿育王塔、阿育王像。此后主要在家乡山西吕梁以及甘肃河西走廊传教,受到西北民众的崇拜,被视为“佛”。六世纪二十年代,在河西走廊的番禾(今甘肃永昌)出现了著名的能预测兴衰治乱的番禾瑞像,而刘萨诃正是番禾瑞像的预言人。这位番禾瑞像预言者的生平,极具传奇色彩。正因为这种传奇性,让我们在宣传刘萨诃时,难免掺杂了不少民间传说,甚至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总是令讲述者昏昏,聆听者噩噩,削弱了圣容寺历史文化遗产对观众的吸引力。如何厘清史实与传说?如何看待这些莫衷一是的史料?与会学者尚丽新先生指点了“迷津”。


  尚丽新先生是位端庄秀丽的青年学者,现任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对于这位“刘萨诃老乡”的到访,我们感到格外亲切。早在10年前,她曾发表《“敦煌高僧”刘萨诃的史实与传说》、《刘萨诃信仰解读——关于中古民间佛教信仰的一点探索》等论文多篇,是国内圣容寺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在《“敦煌高僧”刘萨诃的史实与传说》一文中,她曾提出一个观点:“从一开始,刘萨诃的材料就是史实与传说的混合物。就刘萨诃研究而言,史实的研究并不重要。与其花费力气勾稽史实,不如将重心放在研究传说的产生、衍变和影响上,反思刘萨诃信仰在4至11世纪历史变迁中作为一种民间状态的佛教信仰对社会、文化、风俗和思想的影响。”尚先生立论角度新颖,让人眼前一亮。此次提交会议的论文,试图通过分析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关系来揭示刘萨诃民间佛教信仰的本质,显然是之前观点的进一步深化和阐释。


  文章一开篇,尚丽新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史实与传说交织的各种史料构建的迷宫中,首先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刘萨诃的身份,可以说这是解读刘萨诃的民间佛教信仰本质的一把钥匙。从各种史料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刘萨诃的两种身份:一是“名僧”“高僧”“和尚”“圣者”“上人”等。二是“胡师佛”“刘师佛”“观音菩萨”“苏合圣”。显而易见,前一种身份是经过权力阶层和知识僧侣认可的,而后一种身份则是刘萨诃的民间身份。刘萨诃的民间身份,是我们判定刘萨诃信仰的本质——民间佛教信仰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紧接着,尚先生阐述了刘萨诃信仰在番禾瑞像出现前后地位发生演变的过程。520年,番禾瑞像诞生,这是刘萨诃得到上层社会重视的标志性事件。在著名的番禾瑞像诞生之前,上层社会并未注意到刘萨诃。正是因为对番禾瑞像的重视,上层社会才会注意到瑞像背后的刘萨诃,圣像的出现是刘萨诃由民间社会进入上层社会的契机。不过,进入上层社会的刘萨诃的地位下降了。在番禾瑞像的地位不断上升的同时,刘萨诃却由民间的“胡师佛”“观音菩萨”“苏合圣”而下降为佛教史上一位普通“高僧”。


  通过对相关史料、图像的研究分析,尚先生做出如下判断:第一,番禾瑞像是释迦牟尼的瑞像,而刘萨诃是辅助瑞像的圣僧。在权力阶层的眼中,圣像远比圣僧重要得多——圣像有权对时政做出或积极、或消极的评价,而圣僧刘萨诃只是辅助政教而已。第二,公元520年诞生于河西番禾山崖中的瑞像只是一尊佛像,具体是哪位佛,太延元年刘萨诃授记时亦未明言是释迦牟尼佛。鉴于刘萨诃在河西巨大的影响力,民众会很自然地把他与瑞像的主人等同起来,番禾瑞像即是刘师佛或胡师佛的像是顺理成章的。番禾瑞像的出现,其实是民众刘萨诃信仰的延续。第三,在民间,刘萨诃即番禾瑞像,民众将之笼统地称为“佛”。在民间的意识里,圣僧与圣像应该是同一的。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分离,是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规约民间信仰的结果。


  行文至此,尚丽新先生将刘萨诃、番禾瑞像置于中国佛教发展史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阐述:中国佛教史上并不缺乏具有各种神异功能的高僧,以及能预示治乱兴衰的瑞像也不止番禾瑞像,但像刘萨诃和番禾瑞像那样长久地在西北中国发生影响的圣僧和圣像却是绝无仅有的。那些神异僧和瑞像只属于一个时代,依托于一个政权而盛极一时,随着政权的消亡,这些圣僧和圣像也就成为历史。只有刘萨诃能发生那样强烈而又久远的影响,因为它一直有一个强大的民间信仰的基础,既可以得益于某种机缘与上层社会的国运佛法紧密相关,又能在权力阶层的规约改造消弥之后,继续在民间发生影响。恰恰是因为他不仅仅属于一个时代、一个政权,而是属于大西北的广土众民。


  最后,尚先生对刘萨诃信仰在宗教史上的意义进行了总结:第一,刘萨诃信仰是民间形态的佛教信仰。刘萨诃信仰不是知识阶层的哲学形态的佛教信仰,它典型地展现了佛教入华后在民间传播的一个侧面,折射出民间佛教信仰的原始状况和传播方式。第二,刘萨诃信仰表现出民间佛教信仰与哲学形态的正统佛教和上层权力社会的互动。它详细地展现了下层的粗俗的、践履型民间佛教信仰进入上层社会,被上层社会利用、改造和崇奉的全过程,典型地体现了佛教在上、下层社会的传播和发展变迁。


  尚丽新先生对刘萨诃史料与传说的分析、界定,以及上升至哲学层面的总结,让人茅塞顿开,理清了思路。


  学术成果例举二——英藏敦煌文献《〈凉州御山感通寺圣容天上来〉(首题)残文》考释(作者:公维章)


  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乾德六年僧道昭抄〈凉州御山感通寺圣容天上来〉(首题)残文》(以下简称《残文》),是目前所知仅有的一份记录永昌圣容寺早期营建详情的敦煌文献。1994年,敦煌研究院马德先生首次公布。该文献学术研究价值较高,不断引起学者的关注。此次与会学者公维章先生重新作了考释,认为是“记录北周时期永昌圣容寺营修的文献”,取得了新的收获。


  圣容寺始建详情及营建者 圣容寺始建问题,始见于孙修身、党寿山两位先生1983年发表的《〈凉州御山瑞像因缘记〉考释》。据武威出土的《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残碑记载:“周保定元年,敕使宇文俭检履,灵验不虚。便敕凉、甘、肃三州力役三千人造寺,至三年功毕。”只可惜,残碑对圣容寺始建记述过于简略。


  公维章先生重新移录《残文》记载“……保定元年,凉州表之,方知尊容神异靡□。……澡慕之流,京野翘注。公惟大慈府降宜,就表受启,舍珍财,敬营塔寺。依峰树□(塔),栋丹彩于重霄;因材构宇,晓朱青于凉□。”公维章先生考证认为:第一,主持瑞像寺营建的“公”为时任“谯国公”的北周宇文泰的第八子宇文俭,北周武帝宇文邕的胞弟。宇文俭于保定元年“就表受启,舍珍财,敬营塔寺”。上述记载与残碑一致,并可互相补充,圣容寺始建于“保定元年”之说得到再次应证。第二,北周保定元年,是塔寺同建的。《残文》称“依峰树□(塔),栋丹彩于重霄;因材构宇,晓朱青于凉□”。从“依峰”、“重霄”来看,佛塔是建立在山顶的,与如今的唐塔位置相合。第三,由于番禾瑞像的“神异”,引得“澡慕之流,京野翘注”,使得番禾瑞像的影响从永昌走向全国。该文献的面世,反映了北周时期最高统治者宇文氏对永昌圣容寺的关注和礼遇。令人遗憾的是,该文书抄写者僧道昭并未抄完,初建瑞像寺的规模及影响,无法了解更多。


  瑞像寺更名为圣容寺的时间 瑞像寺何时更名为圣容寺?过去学术界通常认为是吐蕃占领时期,依据是圣容寺塔内甬道有“番僧一千五百人”的题记。2014年,党寿山先生撰文提出新的观点,“番僧”并非是指吐蕃僧,而是西夏时期的党项族僧人,不能以此作为瑞像寺更名圣容寺的时代依据。公维章先生赞同党寿山先生的观点,并进一步提供了依据——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吐蕃占领时期文献,称吐蕃为“大蕃”,并非“大番”。经过一番详细论证,公维章先生将感通寺更名为圣容寺的时间确定为西夏占领河西走廊时期。


  “番僧一千五百人”题记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圣容寺塔内甬道题记“番僧一千五百人”作为西夏时期圣容寺规模弘大的依据,对外进行讲解宣传。但是,西夏时期的圣容寺是否真的具有这样惊人的规模?需要多么雄厚的寺院经济才能供养得起如此庞大的僧侣队伍?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始终没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公维章先生分析认为:“关于西夏圣容寺有番僧1500人的说法,是对圣容寺唐塔甬道题记的误读。甬道中的题记有‘……一千五百人’‘圣容寺’‘番僧×××’等字样,‘……一千五百人’很可能是指西夏时期某次法会的参加人数。”


  公维章先生点点滴滴的分析考释,逻辑严密,论证有力,加深了我们对相关史料的甄别认识。


  学术成果例举三——《关于西夏圣容寺研究的几个问题》(作者:彭向前)


  “圣容”一词的由来,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合乎情理的解释。学术界通常解释为“佛像”,还不能充分体现永昌圣容寺独特的历史地位,让人隐隐有些遗憾。关于这个问题,与会学者彭向前先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彭先生是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夏学和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早在10年前,他就曾经发表学术论文《西夏圣容寺初探》,对圣容寺进行了初步研究。在此次参会论文中,彭向前先生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西夏时期的永昌圣容寺,是一处安放帝后神御的寺院。所谓“神御”,是指亡者的遗画像或塑像。西夏模仿宋朝在寺院建神御殿,供奉祖先的遗画像或塑像,目的是为皇帝逝去的父母祈福。宋代寺院中的帝后神御殿,有时也称圣容殿。既然番禾瑞像被尊称为“圣容”,帝后神御也被尊称为“圣容”,大概在奉安西夏帝后神御后,感通寺索性以此为契机,改称“圣容寺”。也就是说“圣容寺”的“圣容”一语双关,既指原来的石佛瑞像,又指西夏帝后神御。


  紧接着,彭先生进一步指出,做出这一推测是有根据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有对圣容寺遣官提举的记载,而西夏典籍《天盛律令》中规定,只有供奉西夏帝后神御的寺院才有资格“遣常住镇守者正副二提举”。由此判断永昌圣容寺当年一定供奉有西夏帝后神御。也正是因为圣容寺与西夏皇室有这样的特殊关系,所以该寺在西夏时期香火旺盛,花大门石刻塔群、虎头崖舍利塔群、千佛阁遗址等就是典型实物见证。西夏文宫廷诗集中的《严驾西行烧香歌》,记载了西夏皇帝曾御驾西行到达凉州护国寺、御山圣容寺,这个皇帝据考证是仁宗仁孝。西夏仁宗之所以巡幸圣容寺,这里供奉西夏帝后神御或许为主要原因之一。遇到父母的圣容不拜,对崇尚以教治国的仁宗而言,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彭向前先生的精彩论述,对“圣容”一词的由来,以及永昌圣容寺丰富的西夏时期历史文化遗存给予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当然,“无证不信,孤证不立”,这一观点还有待于今后更多的材料依据来进一步验证。这,也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


  应当指出,此次学术研讨会成果丰硕,亮点纷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思想的盛宴,智慧的雅集。学者们眼中的圣容寺的确与众不同:御山峡谷古迹密布,千年存续;番禾瑞像妙相庄严,底蕴深厚;圣容佛塔题记遗珍,文明密钥。由于笔者学识浅薄,只能撷取成果瀚海中的几朵浪花。


  通过上述三篇参会论文,我们还是可以领略到与会学者深厚的学科素养,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旁征博引、纵横驰骋的卓越风采。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提升了圣容寺的价值内涵,为今后的展示宣传、开发利用提供了丰厚的学术支撑,是一笔难得的文化财富。


  据参与办会的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丁得天博士介绍,研讨会论文集即将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学术成果早日面世。


  对圣容寺历史文化遗产管理保护、展示宣传及开发利用的思考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离开了本土历史文化的根脉,旅游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法枝繁叶茂,行之久远。作为人文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必然要经历“考古发掘、整理研究、管理保护、展示宣传、品牌塑造、开发利用”这一发展过程。学术研究的基础牢不牢,深度够不够,直接决定了文化品牌的影响力,以及开发利用的综合实力。通过深入学习领会,把此次学术会议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点点滴滴地转化为深度阐释、严谨科学的讲解词、普及读物,以及内涵丰富、引人入胜的陈列展品和文创产品,将会极大地提升圣容寺历史文化品牌的竞争力和美誉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学术研讨会将成为弘扬永昌圣容寺历史文化遗产的新起点。


  事实上,金昌文物工作者一直在为此做着不懈的努力。2012年以来,永昌县文物管理所先后争取中央文物保护专项经费100多万元,对圣容寺塔进行抢救性修缮,安装了防雷系统。2016年10月11日,上文提及的“御山瑞像因缘记碑”复制件运抵金昌,在市博物馆新馆吊装成功。该碑严格依据原碑复制,重达3.5吨,碑体雄健挺拔,厚重大气。该碑初刻于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1979年5月武威大云寺原址出土,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该碑仅存下半段,上段及碑额、碑座皆缺,残存碑文25行,千余字,真书镌刻,清晰可辨;文笔流畅,书法遒劲。据敦煌研究院资深文博专家孙修身、原武威市博物馆馆长党寿山等学者结合碑文研究表明,唐代的武威大云寺是感通寺(即永昌圣容寺)的下寺,延至西夏,由驻永昌圣容寺的圣容提举司统一管辖。该碑出土问世,为研究中西方交通、佛教发展史以及敦煌壁画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除此之外,金昌市博物馆还计划将集中反映刘萨诃、圣容寺历史佛教经变故事的莫高窟第72窟进行原样复制,将花大门睡佛、六体六字真言、西夏千佛阁等文物,以石刻、木构模型等形式予以复制。上述展品集中陈列于博物馆通史展厅,将会生动再现永昌圣容寺佛教文化遗产的魅力。


  笔者在此次研讨会参会论文《甘肃永昌御山峡西夏时期文物研究综述》中提出,鉴于永昌御山峡文物古迹密集的实际,建议成立“圣容寺文物研究所”,统筹管理御山峡谷文物遗存,开展文物内涵价值研究、保护修缮工程、安全监测管理等各项工作。在此基础上,积极创办“圣容寺佛教文物陈列中心”,将御山峡佛教文物遗存价值内涵、研究成果充分展示出来,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促进地方文化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这个梦想,也许需要几代文物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方能最终实现,可以看作是一个金昌文物工作者的“中国梦”。


  (作者李勇杰系金昌市博物馆馆长、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


作者: 编辑金昌新闻网

金昌日报
官方微信

金昌新闻网
官方微信

回顶部